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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據報道，廣東中山市連續兩年實現 “零醫鬧”。根據規定，一旦醫院出現“醫鬧”，警方應在15分鐘內派出不少于10名警力到達現場，進行先期處置，并迅速組織3倍于患方人員以上的警力，由公安分局領導帶隊到現場處置。這就是中山市治理“醫鬧”的典型模式。

　　2013年，我國醫療糾紛總數約為7萬件。雖然“醫鬧”僅占少數，但其社會沖擊力極大，影響惡劣。過去，很多地方警察面對“醫鬧”，只是在一旁拍攝取證，只要不發生流血事件，就不出面制止，結果越鬧越大，無法收拾。中山市變“鬧后被動處置”為“防鬧主動作為”，這不僅是工作思路的轉變，更是社會治理能力的體現。

　　從患方的角度看，之所以愿意選擇“鬧”，是因為 “鬧”的成本最低、收益最高。一些地方政府在維穩的壓力下，犧牲法治原則，花錢買平安。不管患方有理沒理，一律讓醫院賠償了事，助長了患方 “不鬧白不鬧，鬧了不白鬧”的心理。事實上，越想 “和稀泥”，就越不太平。只有打破“小鬧小賠，大鬧大賠，不鬧不賠”的規則，堅持“小錯小賠，大錯大賠，無錯不賠”，才能長治久安。

　　有人質疑，“主動出警”與“慎用警力”是否相悖？“慎用警力”不是濫用警力，也不是不用警力。明知有可能發生暴力沖突，警察還不制止，就是失職行為。如果等到“鬧大了”再來處置，往往需要動用更多警力，社會成本更高。所以，重拳出擊治“醫鬧”，目的就是引導患方放棄“叢林法則”，走上依法維權的軌道。

　　“醫鬧”猖獗的深層原因是患者維權渠道不暢，維權成本太高。如果只“堵”不“疏”，光“堵邪路”而不“開正路”，就有可能治標不治本，甚至形成患者維權的“堰塞湖”。所以，根治“醫鬧”，關鍵是打通患者依法維權的“任督二脈”。

　　當前，醫療糾紛發生后，患者的維權路徑大致如下：一是和醫院談判協商。這是一種最溫和的方式，由于醫患之間信息嚴重不對稱，其結果往往是醫院占據強勢，患者處于劣勢。二是向衛生行政部門投訴。由于衛生行政部門和醫院有天然的“血緣關系”，存在“護犢”之嫌，所以公信力不高。三是向各級醫學會申請醫療事故鑒定。醫學會是事業單位，上級主管是衛生行政部門，鑒定專家來自各大醫院。讓“老子”鑒定“兒子”，其結論難免令人質疑。加之申請醫療事故鑒定程序復雜，層層審批，很多申請者被拒之門外。四是向法院起訴。且不說司法鑒定的公信力高不高，單說冗長的訴訟程序就讓人“傷不起”。一個醫療官司往往需要打上數年，黑發人變成白發人，也未必能得到一紙公正的判決。

　　相比之下，第三方調解是一種快速處理醫療糾紛的辦法。近年來，一些地方成立了醫療糾紛人民調解委員會，它不是司法機構，也不是仲裁機構，而是獨立第三方機構。運行經費由政府負擔，不向醫患雙方收費。調解人員由具有臨床經驗、法律背景的人士組成，其目標是促進醫患雙方達成調解協議。有的機構還組建了醫學專家庫，供患方自由選擇。有了第三方調解，“醫鬧”現象大大減少。從這個意義上說，第三方調解堪稱化解醫患糾紛的“緩沖帶”和“防火墻”。

　　醫療是一個特殊行業，其顯著特點是信息不對稱。醫患之間發生糾紛不可怕，可怕的是缺乏具有公信力的鑒定機構，缺乏快捷高效的維權路徑。如果每一條維權的道路都暢通無阻，都能讓患者感受到公平正義的陽光，“醫鬧”自然就會消失。

　　《 人民日報 》（ 2014年04月18日 19 版）